他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，最后锁定了一个目标——卖早点。
听起来很low，但这是一九八零年，个体户刚刚合法化，镇上还没有几家卖早点的。他可以在镇上租个小摊位，卖包子、油条、豆浆，成本低，利润尚可，一天赚个十块八块的，一个月就是两三百。在那个年代，两三百块钱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大半年的工资。
而且这活他能干。上辈子他学过做包子，马艳红嫌他做的包子好吃，让他做了一辈子的早饭，他的手艺练得比镇上卖包子的还好。
对，就从早点开始。
沈建军睁开眼，站起身来。
堂屋里，母亲还在纳鞋底，大姐已经把小玉哄睡着了，正靠在墙上打盹。二姐在收拾碗筷，冬梅还在写作业，铅笔头在纸上沙沙地响。
“妈，”沈建军说，“我明天去镇上租个摊位，卖早点。”
堂屋里安静了一瞬，所有人都抬起头看他，表情各异。刘贞芳纳鞋底的手停住了，针扎在鞋底上，半天没拔出来。沈春兰猛地睁开眼，以为自己听错了。沈夏荷端着碗站在灶房门口，嘴巴张得圆圆的。冬梅抬起头来，铅笔头还捏在手里，脸上沾了墨水，滑稽又可爱。
“卖……卖早点？”刘贞芳放下鞋底，一脸茫然，“建军，你会做啥早点？”
“包子、油条、豆浆。”沈建军说，“都行。”
“你啥时候学的做包子？”沈春兰也坐直了身子，“我怎么不知道？”
沈建军当然不能说他上辈子做了一辈子的包子。他含糊地说：“以前在镇上的包子铺帮过工，学了一点。”
沈春兰将信将疑地看着他，想再问什么，但看到沈建军坚定的眼神，又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。她想了想，说：“行，你要是真想干，姐支持你。姐明天去厂里请个假，帮你打下手。”
“不用，”沈建军说，“大姐你先把姐夫照顾好，摊位的事我自己来。”
刘贞芳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说：“建军，你不是在说气话吧？是不是因为退婚的事受了刺激，才想出去做买卖？”
沈建军蹲下来，握住母亲的手。那双手又粗又糙，指节肿大，指甲缝里全是泥土。他把那双手合在自己的掌心里，慢慢地、用力地握了握。
“妈，”他的声音很轻，“我不是受了刺激。我是想明白了。我不想再穷下去了。我不想再让你大冬天去河里洗衣服，不想让冬梅饿着肚子去上学，不想让大姐在粉条厂累死累活还挣不到几个钱。我想让你们过上好日子。”
刘贞芳的眼眶红了。
“妈知道你有志气，”她的声音哽咽了，“可咱家现在这个情况，连本钱都没有，你拿什么去卖早点？买面粉要钱，买油要钱，租摊位也要钱，你拿啥？”
沈建军张了张嘴，一时语塞。他光想着挣钱了，忘了自己现在口袋比脸还干净。今天买五花肉花的那个一块六，是他最后的家底了。
沈春兰突然开口：“我有。”
她站起来，走到里屋，窸窸窣窣地翻了一阵，拿出了一个手帕包。她把手帕一层一层打开，里面整整齐齐地叠着一沓毛票，有五块的、两块的、一块的，还有几张角票。她数了数，一共四十七块三毛。
“这是我攒的，”沈春兰把毛票塞进沈建军手里，“本来是给小玉看病的，但她最近好多了，不着急。你先拿去用。”
沈建军看着手里那沓毛票，眼睛发涩。四十七块钱，在那个年代不算一笔小钱，但也绝对不算大钱。这四十七块钱，是大姐在粉条厂里一毛一毛攒下来的，是她从牙缝里省出来的，是她准备给小玉看病用的。
“大姐，”他说，“这钱我不能要。”
“拿着。”沈春兰的语气少有的强硬，“你是我弟弟，我不帮你谁帮你？再说了，你不是说两年之内让我过上好日子吗？你要是不拿这钱，你拿什么让我过上好日子？”
沈建军沉默了。
沈夏荷也走过来，从兜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毛票，塞进沈建军手里：“建军，这是我这个月攒的，不多，你拿着。”
沈建军低头一看，四块两毛钱。二姐在红薯粉条厂当临时工，一个月才挣十五块钱，这四块两毛钱不知道省了多久才省下来。
他的眼泪终于没忍住，啪嗒掉在手心里。
刘贞芳看着三个孩子，鼻子一酸，也哭了。她转身从灶台后面摸出一个瓦罐，从里面掏出一把零钱，数了数，二十一块五毛。那是她卖鸡蛋攒的，攒了大半年，本来打算过年用的。
“妈这还有点，”她把钱塞进沈建军手里，声音沙哑，“你拿着，不够妈再想办法。”
冬梅从凳子上滑下来，跑到沈建军面前，踮着脚尖把手里的一样东西塞进他掌心。沈建军低头一看，是一张皱巴巴的一块钱纸币，被捏得又软又湿，上面还沾着墨水。
“哥，”冬梅仰着脸看他，缺了门牙的牙床露出来，笑得很认真，“这是我的压岁钱，给你。”
沈建军再也忍不住了。
他蹲下来，把冬梅紧紧地搂在怀里，肩膀剧烈地颤抖着。他的眼泪大颗大颗地砸在冬梅的头发上，砸在那枯黄干涩、像干草一样的头发上。
冬梅被他搂得有点喘不过气来，但没有挣扎。她伸出小手，拍了拍沈建军的后背，跟今天下午一模一样。
“哥，”她小声说，“你别哭了。等我考上初中，以后挣了大钱，给你买好多好多肉。”
沈建军用力地点了点头，把脸埋在冬梅的肩窝里，哭得像个孩子。
煤油灯的火苗跳了跳，把一家人的影子投在土墙上，交叠在一起，像一棵根系交错的古树。风从门缝里钻进来，灯火摇曳，但没有熄灭。它明明灭灭地亮着，在腊月的寒夜里，固执地亮着。
沈建军擦了擦眼泪，把所有的钱拢在一起，数了数——七十三块钱。
七十三块钱，是沈家全部的积蓄，是母亲卖了半年鸡蛋攒的，是大姐从牙缝里省出来的，是二姐攒了一个月的工资，是冬梅攒了一年的压岁钱。这些钱，带着手心的温度，带着眼泪的咸味，带着一家人的希望，静静地躺在沈建军的手心里。
他将这些钱仔仔细细地叠好，用手帕包了，揣进贴身的衣兜里。那包钱贴着胸口，沉甸甸的，像一团跳动的火。
“妈，”沈建军站起来，声音还有点哑，但很稳，“从明天开始，这个家，我来扛。”
刘贞芳看着他，眼泪又掉了下来。但她笑了，是那种母亲特有的、饱含辛酸又充满骄傲的笑。她点了点头，用力地、反复地点了点头。
窗外，夜色如墨。
远处有人家在放鞭炮，噼里啪啦的声响在寒冷的空气里炸开，带着硫磺的气味和年关将近的喜庆。腊月十八，再过十来天就是大年三十了。沈建军听着那些鞭炮声，目光穿过煤油灯微弱的火苗，看向远方沉沉的夜色。
他知道，这个年，会是他们沈家过的最好的一个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