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看书看得很投入，就连外面有人敲门他都没听见。直到门帘被掀开，一股冷风灌进来，他才抬起头。
“建军。”是沈夏荷，她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什么东西。
“二姐，怎么了？”
沈夏荷走进来，把手里的东西递给他——是一件新织的毛衣，深蓝色的，针脚细密匀称，领口和袖口都织了螺纹边，看着就暖和。
“二姐，你这是……”沈建军愣住了。
“给你织的。”沈夏荷把毛衣塞进他手里，“你天天早起出摊，天冷，穿暖和点。毛线是我用攒的私房钱买的，没花家里的钱。”
沈建军捧着那件毛衣，手指抚过那些细密的针脚，喉头上下滚动了好几次，才把涌上来的酸意压下去。他想说谢谢，想说二姐你不用破费，想说你自己都舍不得穿好的，干嘛给我织毛衣。但这些话堵在喉咙里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
沈夏荷看着他的样子，笑了笑，说：“别磨叽了，穿上试试，看看大小合不合适。”
沈建军脱掉外面的棉袄，把毛衣套上去。毛衣刚上身，一股暖意就从胸口蔓延到四肢，像被一双温柔的手捂住了。他动了动肩膀，抬了抬胳膊，毛衣大小刚好，不紧不松，像是量身定做的一样。
“正好。”他说，声音有点哑。
沈夏荷满意地打量着他，点了点头：“行了，穿着吧。明天出摊就别脱了。”
她转身走了，走到门口又回头，补了一句：“建军，你好好的，姐就放心了。”
门帘落下，沈夏荷的脚步声远了。
沈建军站在屋里，穿着那件深蓝色的新毛衣，煤油灯的光照在他身上，深蓝色的毛衣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。他低下头，看着自己胸口那些细密的针脚，每一针都匀匀称称的，像是用尺子量过一样。
二姐的手真巧。她的手跟母亲一样粗糙，一样布满了干裂的口子和冻疮，但她能织出这么好看的毛衣。她的手在红薯粉条厂被淀粉水泡得发白、起皱、脱皮，但她的针脚比任何人都细密。
沈建军用手指轻轻地、反复地抚过毛衣的领口，像在抚摸二姐那双粗糙的手。
腊月二十四，这是他第五天出摊。
崔胖子没来。
沈建军到市场的时候，崔胖子的摊位空着，水泥台子上光溜溜的，连一粒面粉渣都没留下。老孙头端着茶杯晃过来，往那个方向看了一眼，哼了一声：“这家伙还是怂了。”
沈建军没接话，默默的把自己的摊位支了起来。
崔胖子不来了，他的馒头卖得更快了。两百五十个馒头，才到八点就卖光了，比昨天提前了整整一个小时。后面来的顾客没买到，站在摊位前不肯走，问他明天能不能多蒸点。
沈建军想了想，说明天要蒸三百个馒头。
顾客满意地走了，沈建军开始收摊。他把蒸笼擦干净，炉子灭了火，零钱数了数——今天净赚四块五，又创新高。
收完摊，他没有急着回家，而是又去了邮局。
昨天订的报纸到了——厚厚一沓，卷成一个卷，用牛皮纸包着，上面盖着邮戳。沈建军把报纸展开，在邮局门口的台阶上蹲下来，一版一版地翻看。
《人民日报》头版有一条关于农村改革的报道，说的是安徽凤阳小岗村包产到户的经验正在向全省推广。沈建军把这条报道看了三遍，把每一个字都记在了脑子里。
《经济日报》上有一篇关于乡镇企业的文章，分析了乡镇企业对农村经济的带动作用，预测未来十年乡镇企业会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。沈建军把这篇也看了好几遍，在重要的地方用铅笔划了线。
《市场报》上刊登了一则广告——山东某果树研究所推广苹果新品种“红富士”，耐储藏，口感好，市场前景广阔。沈建军的心跳了一下。红富士苹果，他知道，上辈子这种苹果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火得一塌糊涂，一斤能卖到一块多钱，比普通苹果贵好几倍。如果他现在就能引进红富士的苗木，三年后挂果，五年后丰产，正好赶上市场需求爆发的时间窗口。
他把那则广告剪了下来，折好，放进贴身的口袋里。
去山东进苗木的事，要提上日程了。但现在还不是时候，他没有足够的钱，也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。他需要再攒几个月的钱，把苹果种植的技术吃透，跟果树研究所联系好，开春之后再动身。
一步一步来。沈建军在心里告诉自己。不能急，不能乱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，每一步都要踩实。
沈建军从邮局出来，他又路过那家理发店。
门开着。
透过玻璃门，他看见刘玉清正在给一个老太太剪头发。她今天穿了一件枣红色的棉袄，头发还是用发夹别在脑后，露出一截白净的后颈。她低着头，专注地剪着，手里的剪刀上下翻飞，动作流畅得像在跳舞。
沈建军在门口站了几秒钟，正打算走，刘玉清忽然抬起头，目光正好落在他的脸上。
两人四目相对。
沈建军愣了一下，想假装是路过的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刘玉清冲他点了点头，嘴角微微弯了一下，那笑容不大，但很真，像冬天里的一缕阳光，不刺眼，但暖。
沈建军也朝她点了点头，算是回应，然后加快脚步走了。
走了十几步，他的心还在扑通扑通地跳。他伸手按住胸口，深吸一口气，又深吸一口气，心跳才慢慢平复下来。
他想起了二姐昨天说的话——“刘玉清问我你好不好。”
她问了。
她为什么问？
沈建军不敢多想，怕自己多想会错意，怕自己自作多情。但他忍不住不想。刘玉清问他好不好，说明她记得他，说明她对他有印象，说明她——至少不讨厌他。
这就够了。
沈建军加快了脚步，嘴角翘着，怎么都压不下去。